爷爷的背囊挂在老屋东墙上。
那是一只褪成土黄色的帆布包,正面印着“地质勘探”四个模糊的红字。我踮脚取下时,灰尘在光柱中惊飞如银鳞。打开铜扣,里面没有矿石标本,只有一叠用麻绳捆扎的信封,每封都按日期排列,最早的已泛黄发脆。
信的主角叫王建国,爷爷的队友。1962年,他们在青海勘探时遭遇暴风雪。迷路第三天,王建国把最后半块压缩饼干塞给爷爷:“老陈,你要是能出去,替我把工资捐给村小学,我答应过孩子们。”爷爷握着他冰凉的手点头。那个“好”字,成了两个男人之间最后的契约。
王建国永远留在了雪山。爷爷被救后,第一件事就是执行遗愿。可地址在风雪中遗失,只记得“王家村”和村口的老槐树。此后的年月,爷爷的假期都耗费在寻找上。他背着这个背囊,走遍七省二十三个王家村,在每一个有老槐树的村口驻足打听。
背囊越来越旧,爷爷的背越来越驼。家人劝他:“通过组织转交吧。”他摇头:“我答应过他,要亲手交给家人。”
1998年,爷爷在甘肃最后一个王家村停下脚步。那棵老槐树早已枯死,树洞却藏着一只铁盒——王建国当年埋下的时间胶囊。盒里有张字条:“若有人找到此盒,请转交我家,告诉她们,我永远记得诺言。”
爷爷抱着铁盒在枯树下坐了很久。第二天,他按照字条线索,终于找到王建国的女儿。当她用粗糙的双手接过捐款时,爷爷的背囊仿佛瞬间轻了。
去年整理遗物,我在背囊夹层发现爷爷的日记:“我背着的不是钱,是一个人的誓言。王建国把诚信交给我,我就要背它走完一生。”
我重新系好背囊的带子。它依然很沉,沉过任何行囊。因为里面装着的,是两个男人用一生履行的“诚信”二字——这重于泰山的二字,足够我,和我们,背起来,走下去,从今生到来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