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月7日，夏末的蝉声像拉长的弦，单调得令人昏昏欲睡。我攥着那张印着“37”的数学期末卷，站在小区梧桐树下，阳光亮得晃眼，我却浑身发冷。风把卷角掀起，像嘲笑我的失败——全班倒数第三，史无前例。那一刻，我把所有声音关在耳外，只听心跳在胸腔里横冲直撞，像要找个缝溜走。
傍晚，父亲下班回来，递给我一件旧T恤、一双纱手套，说：“走，去加班。”我本想拒绝，却被他轻轻一句“换个空气”带出了家门。父亲在玻璃厂做搬运，夜班从晚八点开始。货车仓里，铁皮滚烫，玻璃锋利，他弓着腰，把一箱箱玻璃扛上推车，再码进仓库。一次往返五十米，一晚四十趟。我负责在车门口扶稳箱子，指尖刚触到玻璃，热浪就像针往里钻。汗滴在镜片上，世界一片模糊，只剩父亲沉重的呼吸声与玻璃碰撞的脆响。
夜里十一点，城市灯火熄了大半，仓库的灯却依旧炽白。父亲脱下已被汗水浸透的T恤，拧出一道水线。他递给我一瓶冰水，笑得像满足的孩子：“再坚持三车就收工。”那一刻，我看见他后颈晒脱的皮，像地图的边界，圈住了整个家的方向。我突然明白，生活从来没有“容易”二字，只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。
凌晨一点，活干完了。父亲把日结的两百块钱塞进我手里，说：“这是今天的工资，也是你新的学费。”我攥着那两张皱巴巴的纸币，忽然觉得37分不再那么沉重——它把我逼到谷底，却也让我看见父亲用脊梁搭成的梯。
回家路上，月亮像被擦亮的银盘，高悬在楼顶。我悄悄把试卷折好，放进裤兜。它不再是耻辱，而是一枚暗红的印章，盖在我十六岁的夏夜，提醒我：分数可以低，目光却不能低;日子可以苦，心却不能苦。
此后，每当我想偷懒，耳边就会响起玻璃碰撞的叮当声，眼前浮现父亲被汗水浸透的脊背。那声音像战鼓，催促我写完最后一道题，背完最后一页书。年底，我的数学提到了92分，领奖那天，阳光依旧晃眼，我却不再躲避。
8月7日，没有烟花，没有掌声，只有滚烫的汗水与冰凉的矿泉水，却成为我生命的分水岭。它让我明白：成长不是一路高歌，而是在最低处握紧拳头，告诉自己——向上。这一天，我将一生铭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