堂弟小我两岁，记忆里的他永远在奔跑——在晒谷场上追麻雀，在河滩上踩水花，在老槐树下用弹弓打果子。他的笑声像夏天的蝉鸣，不知疲倦地洒满整个村庄。那时的生活对他而言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原野。
变故发生在三年前那个闷热的午后。二叔在工地摔伤了腰，婶婶的工厂突然倒闭。一夜之间，堂弟的世界从原野变成了窄巷。他们搬进了县城的出租屋，十平米的空间挤着一家三口。我去看他时，他正趴在一张小折叠桌上写作业，头顶是嗡嗡作响的日光灯。
“哥，这里的晚上看不见星星。”他抬头对我说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熄灭了。
从此，他的生活被精确切割——六点起床背单词，放学后直奔补习班，周末还有两门网课。曾经沾满泥土的双手现在紧紧握着触控笔，在平板上刷着永远做不完的习题。婶婶说：“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。”可堂弟的起跑线，不知何时已退到了城市最拥挤的赛道上。
去年春节回老家，我发现他变了。个子蹿高了，肩膀却微微佝偻，像被什么压着。饭桌上，大人们谈论着房价、补习班和升学率，他安静地扒着饭，偶尔抬头应和一句，礼貌而疏离。我试图唤起他对童年的记忆：“还记得我们抓的那只绿螳螂吗?”
他愣了一下，眼里闪过一丝光，随即黯淡：“哥，我明天还有奥数课。”
饭后，我看见他独自站在院子里。月光照着他单薄的背影，他仰头望着天空——那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城市浑浊的雾霭和远处闪烁的霓虹。他站了很久，像在寻找什么再也看不见的东西。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堂弟失去的不仅是乡村的原野，更是一种生长的权利——像野草那样自由地、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的权利。他的生活被“应该”填满：应该考高分，应该上好大学，应该有出息。而那个在河滩上大笑的男孩，被整齐地折叠进方正的盒子里，连呼吸都要计算分贝。
可就在我准备为他难过时，却在他的书桌最深处，发现了一个秘密——一个用作业本纸仔细包裹的小盒子。里面整齐地排列着：一片褪色的银杏叶，一颗磨得光滑的石子，还有那只早已干枯的绿螳螂。
最下面压着一张皱巴巴的画，画上是一个男孩站在无边的原野上，天空缀满星辰。角落里有一行小字：“等我。”
我忽然懂了。生活可以改变很多东西——环境、习惯、甚至性格。但有些东西，像种子深埋在冻土之下，只是在等待。等待一场春雨，等待一个破土的时刻。堂弟的巨变，或许不是终结，而是另一种生长的开始。只是这生长太过艰辛，需要穿过层层水泥，才能触到天空。
那天离开时，堂弟塞给我一张纸条。上面是他工整的字迹：“哥，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鸟，飞过了所有的高楼。”
我攥着纸条，回头看他。他站在出租屋的窗后，玻璃上映出他模糊的脸。但在那片刻的凝视中，我分明看见——那个在原野上奔跑的男孩，还在他身体的某个深处，倔强地活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