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风是认得路的。它从南边峡口进来，穿过层层叠叠的楼群，不偏不倚，总要在我这第十七层的窗前打个旋儿，留下些高原阳光晒过的、清冽的讯息。我在这离家千里的江南，竟养成了开窗的习惯，为的便是等它。江南的风是黏的，裹着水汽，裹着市声，腻腻的贴在人身上。西宁的风不是，它永远是干的，爽利的，像一块被阳光晒透了的、粗砺的青石板，贴着你的脸颊，直直地撞进心里来，把那些湿漉漉的愁绪刮得一干二净。
记忆里的风，是从湟水河上吹来的。那时的湟水，不像现在这般规整，河岸是土的，长满了高高的、苍绿的芦苇。夏天的傍晚，我们一群半大的孩子，光着脚丫在河滩上跑，风从河对岸的南山坡上下来，带着草木的生涩气，和河水清凉的味儿。它鼓起我们洗得发白的旧衬衫，像鼓起一叶叶帆。我们逆着风跑，头发根根向后倒去，嘴里呛着风，却还是要大声地喊，声音被风吹散了，听不真切，只觉得快活。风里有远处工厂家属院飘来的、炝锅的葱花香，有近处水车“吱呀吱呀”的转动声，有头顶上盘旋的鸽哨。这些声音和气味，被风搅拌在一起，成了我童年最稳固的底色。
更深处的风，是带着寺院里桑烟的味道的。有一年深秋，跟着大人去塔尔寺。天阴着，风硬得像刀子。转经廊下，铜质的经筒一个挨着一个，被无数只手摩挲得锃亮。风从廊的这头灌进去，那一头的经筒便“哗啦啦”地响成一片，那声音低沉而浩大，仿佛不是风在吹，是无数个虔诚的灵魂在低声诵念。我学着大人的样子，用指尖轻轻去触碰那冰冷的筒身，风从筒与筒的缝隙里钻出来，扑在我的脸上，带着酥油灯暖烘烘的腻香，和一种说不清的、肃穆的凉意。那一刻，风不再是自然的风，它成了某种通天的信使，把人间的愿望，一丝丝地，捎往那不可知的高处。
而最熨帖的，是冬天的风。西宁的冬天是冷的，冷得实在。风从西伯利亚来，越过光秃秃的北山，毫无遮拦地扑进城里。这时候，家家户户的窗户都关得紧紧的，玻璃上结着冰凌花。屋里却是另一个世界。我总爱趴在结满霜花的窗上看，看风在外面如何肆虐——它把电线的呜咽声拉得长长的，把枯树的影子在地上抽打得狂舞。而屋里，炉子上的水壶“噗噗”地冒着白汽，母亲在厨房里剁着饺子馅，“笃，笃，笃”，那声音均匀而安稳。炉火把母亲的侧影映在墙上，暖暖的，一大团。风在屋外咆哮，而家在屋内安然。那种被风声包裹着的、极致的静与暖，是后来无论多精致的暖气房，都无法给予的安心。
如今，我在这温软的江南，四季都是差不多的温软。风是客气的，从不逾矩，只是轻轻拂过，带不起一丝心里的波澜。我时常在傍晚，走到阳台上去，闭上眼，努力地在空气中分辨。我闻到过桂花的甜，闻到过雨后的土腥，甚至闻到过远处海鲜市场的咸腥，但我再也闻不到那一种风——那一种混合着高原阳光、干草、桑烟、和家家户户炉火气息的，清冽而醇厚的风。
前些天，母亲在电话里说：“家里的风又大了，吹得窗户响。你那边呢?”
我握着电话，听着那头熟悉的、被风声微微干扰的嗓音，忽然觉得，那遥远的、凛冽的风，正穿过数千公里的电话线，呼啸着，吹进我这江南的斗室里来。我眼眶有些发热，却笑着回答：“这边风也大呢，妈。”
我知道，我骗了她。这里的风，永远不懂得西宁风的脾性。它吹不散我眉间的乡愁，也带不来我梦里那片土地的尘埃。那风，早已不是吹在脸上的风了。它成了我身体里的一部分，是记忆的呼吸，是岁月的回响。它在我每一次呼吸间，在我每一次眺望故乡的方向时，在我每一个被江南细雨打湿的梦境里，无声地，却又无比清晰地，吹着。
风知道答案，只是它从不言说。它只是年复一年，吹过西宁的街巷，吹过我的窗前，吹过所有离家之人，那一片永远朝向故土的衣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