校门口的银杏黄得最好的时候，总会有个老人坐在那儿。他戴顶洗得发白的蓝帽子，面前摆着两个竹篮：一边是报纸包的糖炒栗子，一边是烤红薯，都用小棉被仔细捂着。糖栗子的焦甜和红薯的炭香混在一起，暖烘烘地荡开，像给冷空气也裹了层糖衣。
我很少光顾。十七岁的幸福该是更宏大的东西——是榜单上跃升的名次，是演讲比赛夺冠的瞬间，是未来某所遥远大学的录取通知。至于这些琐碎的甜，太轻了，轻得配不上“幸福”这样有分量的词。
直到那个冬夜。
模拟考惨败，我和父亲大吵一架后摔门而出。街上行人稀疏，路灯把我的影子拉长又缩短。风钻进脖颈，我在第三个路口转身，不知怎么就走回了校门口。
老人还在。一盏充电小灯悬在树枝上，昏黄的光圈刚好拢住他的小摊。他正低头剥栗子，粗糙的手指灵巧地一捏，“啪”一声轻响，金黄的栗仁就完整地跳出来，被他放进一个搪瓷碗里。碗已经半满，栗仁在灯下泛着温润的光。
“闺女，来点热的?”他抬头，脸冻得发红，眼睛却亮。
我摸出口袋里仅有的五块钱。他摆摆手：“最后一锅了，便宜。”说着铲起一个红薯，又舀了满满一纸杯栗仁，“趁热。”
红薯烫手，我不得不左右倒腾。掰开的刹那，橙红的瓤儿冒出白气，甜香直扑脸颊。栗仁还是温的，放进嘴里，绵密的甜一点点化开。我蹲在马路牙子上吃，眼泪毫无预兆地砸进纸杯。
老人没说话，只是递来一张粗糙的卫生纸。他继续剥栗子，“啪、啪”的轻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像是自言自语：“这树啊，长了几十年，果子熟了落下来，小孩捡去当宝贝。可树自己呢?它只是长着，夏天遮阳，秋天结果，冬天落叶，来年再来一遍。”
我抬头。头顶的银杏枝叶已经稀疏，但仍有几片顽强的叶子，在夜风里轻轻颤动，像小小的、金色的铃铛。
“你看这些栗子，”他把新剥好的倒进碗里，“从树上掉下来，滚到路边，被我捡回去。炒一炒，撒把糖，就又成了让人暖和的东西。”他笑了笑，“啥叫没用呢?能让人在冷天里暖和一会儿，就挺好。”
那一刻，我突然听懂了。
我一直在寻找的幸福，是挂在树梢最高处、需要攀爬采摘的果实。却忘了，真正的幸福往往是那些已经掉落、滚在脚边，只需弯腰就能拾起的东西。是一个冬夜陌生人给的温暖，是一颗栗仁在舌尖化开的甜，是有人在灯光下默默为你剥好的一碗明天。
后来我常去老人的小摊。不总是买东西，有时只是站着，看热气在冷空气里结成白雾，看他布满裂纹的手灵巧地翻动栗子。那“啪、啪”的脆响，成了我高三冬天最安心的背景音。
高考前最后一天，我买了个红薯。老人多给了两颗栗子：“闺女，好好考。考完了，秋天栗子又该香了。”
如今校门口的银杏树还在，老人却已不在了。可每当秋风起时，我仿佛仍能闻到那股焦甜的香气。我终于明白，幸福从来不在远方的盛景里，而在每一个被善意焐热的当下。它就像那些金黄的栗仁，从生活的枝头掉落，等人弯腰捡拾。而最珍贵的是，在我还不懂弯腰的年纪，曾有人默默为我捡起过一把，放在我冰凉的手中。
从此我学会了在风里驻足，在细微处低头。因为知道那些看似寻常的温热里，藏着生活最朴素的智慧：不必总是仰望高处的果实，有时幸福就滚在脚边，等着被一双温暖的手，和一颗准备好的心，轻轻拾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