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七岁的夏天，我站在建筑工地的钢筋水泥间，第一次尝到了生活的重量。
父亲是这里的钢筋工，那个暑假，我执意要跟他上工。清晨五点半，城市还在沉睡，工地已经苏醒。安全帽压得我额头生疼，手套粗糙的质感摩擦着握笔的手。父亲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递给我一捆铁丝：“今天学绑钢筋。”
七月的太阳是淬火的钢，灼烧着每一寸暴露的皮肤。我在父亲的指导下弯腰、缠绕、拧紧，重复千百次。钢筋烫得透过手套灼人，汗水滴在混凝土上瞬间蒸发。休息时，我瘫坐在建材堆上，手指颤抖得连水瓶都拧不开。
父亲坐在我身边，脱下汗湿的手套——那双手布满老茧和水泡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铁锈。“累了?”他问。我点头，喉咙干得发不出声音。
他望向远处渐渐成型的高楼，突然说：“我像你这么大时，最大的愿望是给家里盖三间瓦房。你爷爷说我是做梦。”父亲笑了笑，眼角漾起深深的纹路，“后来不仅盖了房，还在城里买了商品房。知道靠什么吗?”
我摇头。
“靠的就是不言愁。”他重新戴上手套，“年轻人最宝贵的不是力气，是明明愁苦压顶，却偏要说不愁的倔强。”
那天收工已是暮色四合。我站在工地最高处，看城市华灯初上。父亲指着西北方向：“那儿，能看到咱们老家。当年我就是从那个山沟沟里走出来的，身上只有二百块钱。”
晚风吹干汗湿的工装，父亲的话在我心中掀起惊涛。原来真正的壮志，不是鲜衣怒马的豪言，而是深陷泥泞时的不言;不是前路坦途时的激昂，而是重压之下的脊梁。
第二天晨曦微露，我主动拿起铁丝。阳光依旧毒辣，钢筋依旧烫手，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。当我在烈日下重复着枯燥的动作时，忽然明白：父亲那代人用不言愁的沉默，铸就了一个时代的脊梁;而我们这代人的壮志，就是要在这沉默中读懂担当。
黄昏时分，父亲看着我绑的钢筋，终于露出笑容：“合格了。”
那一刻，晚霞如烈火燃烧在天边。我知道，有些成长不需要言语——它藏在被铁丝磨破的手套里，藏在汗水结晶的盐霜里，藏在夕阳下父子并肩的身影里。
少年壮志，从来都不是喧嚣的宣言。它是深夜里咬紧的牙关，是烈日下挺直的脊背，是接过父辈担子时沉默的点头。当万千愁苦压顶而来，我们选择不言——不是因为不痛，而是因为知道，唯有穿越这片灼热的土地，才能长出支撑明天的钢筋铁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