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下午，阳光把尘埃照得无所遁形。母亲将一个蒙尘的铁盒推到我面前：“清清吧，没用的就扔了。”我打开盒盖，一股旧纸张特有的、混合着时光与霉味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我本以为这只是一次寻常的整理，却不知自己打开的，是一部用零碎物件写就的家族史诗。
首先触手的，是一张脆硬的纸片。是祖父的“职工夜校扫盲班毕业证”，日期是1952年。纸张泛黄，印章模糊，可上面用铅笔写下的“优等”二字，却倔强地清晰。我抚摸着那笨拙却坚定的笔画，仿佛能看见年轻的祖父，在一天的劳作后，就着昏黄的煤油灯，如何用布满厚茧的手，艰难地握住笔，一笔一划地描摹着对“文化”最初的想象。这张纸，清点出的是一个家族从蒙昧迈向启蒙的起点，沉重而滚烫。
接着，是一封未寄出的信，来自1993年。那是父亲的字迹，潦草而激动，写给一位南下的朋友，信里反复计算着去广东打工可能挣到的钱数，以及对“闯一闯”的无限渴望。信的末尾被撕去一角，最终也没有封入信封。我忽然明白，这封未寄出的信，清点的是父亲人生十字路口的全部彷徨与最终留下的抉择。那一代人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躁动、机遇与牺牲，都凝固在这张沉默的纸页里。
最后，是我自己的一叠奖状，从小学的“跳绳比赛第三名”到初中“优秀班干部”。它们色彩鲜艳，却轻飘飘的，像一层层华丽却单薄的标签。在祖父的“毕业证”和父亲的“信”面前，我那些被精心收藏的“荣耀”，忽然失却了分量。我的清点，似乎只关乎个人的、浅表的成败，而前辈们的清点，却与一个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。
我轻轻将所有的物件放回铁盒，盖好。我清点出的，哪里是“无用之物”?那分明是祖父留下的、对知识近乎虔诚的渴望，是父亲咽下的、那份沉甸甸的担当。这次清点，像一次无声的交接。我终于懂得，生活真正的价值，不在于清点自己获得了多少光鲜的凭证，而在于清点自己继承了什么，又将传递下去什么。
那铁盒的分量，此刻重若千钧。它清点出的，是我生命的来处，与我将要奔赴的远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