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生像一条被晨雾打湿的小巷，看似笔直，却在不经意间悄悄拐弯。初三那年，我抱着一摞厚厚的竞赛资料，在教学楼拐角与父亲撞个满怀。他刚从工地赶来，安全帽没来得及摘，灰尘在发梢闪着细碎的光。我慌忙把资料往身后藏，生怕那粗粝的掌风弄脏了我的“梦想”。父亲却只是憨笑，从怀里掏出一只温热的红薯，像掏出他全部的柔软。我别过脸，拒绝得干脆：“我不饿，也别再来学校找我。”余光里，那只红薯被风渐渐吹凉，父亲的背影被夕阳拉得很长，长得像一声叹息。
此后，我把自己押进题海，以为只要再决绝一点，就能抵达“成功”的彼岸。直到市竞赛前夜，我突发高烧，被送回家。月光像一面冷白的墙，我躺在床上，听见隔壁父亲压抑的咳嗽，一声接一声，像钝锯割着木头，也割着我脆弱的自尊。我悄悄起身，想倒杯水，却看见昏黄灯光下，父亲正用铅笔头在废纸上算着我明天要用的物理公式。他的背微弓，影子投在斑驳的墙上，像一座沉默的山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：所谓远方，并不在灯火辉煌的领奖台，而在我与父亲交错的目光里。
第二天清晨，我推开门，发现父亲已蹲在院子里，用旧木板钉一个临时画板。他抬头冲我笑，露出被劣质烟草熏黄的牙齿：“你不是说几何题老画歪吗?我给你钉个大的。”阳光从云缝倾泻，落在他龟裂的手背上，像给他镀了一层金。我走过去，把那只早已冰凉的红薯掰成两半，递给他一半。甜腻的薯香在空气里升腾，混着木屑与晨露，竟成了我记忆里最盛大的花香。
我放弃了那天的竞赛，却第一次主动陪父亲去了工地。尘土飞扬中，我帮他递砖、拉线，汗水顺着鬓角流进嘴角，咸得发苦，却也甜得醉人。午休时，他枕着安全帽打盹，我悄悄把那张写满公式的废纸折成纸飞机，让它飞过脚手架，飞向更远的天空。飞机在半空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，像替我完成了一次无声的转弯——从孤傲的“竞赛机器”转回到父亲身旁，从冰冷的分数转向滚烫的亲情。
傍晚回家，小巷尽头，晚霞像一条被谁打翻的绸带，铺满青石板。父亲走在前头，背影依旧高大，却不再遥不可及。我喊了一声“爸”，他回头，眼里盛着余晖。我快步追上，在转弯处与他并肩。那一刻，风从巷口吹来，带着桂花的甜，也带着成长的涩。我忽然明白：人生的路口，从来不只是向左或向右，更是向外或向内;而真正的风景，也不在前方，而在我们决定转弯时，那颗被轻轻点亮的心。
如今，每当我路过那个巷口，总会放慢脚步。阳光穿过梧桐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，像那年父亲递给我的半只红薯，温热、柔软，带着尘世最质朴的甜。我轻轻弯起嘴角——原来，成长不是抵达，而是回头;不是超越，而是拥抱。转弯处，父亲仍在，风景仍在，爱，也仍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