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边刚吐出鱼肚白，我已背着书包站在村口。母亲把烙饼塞进我手里，热气像只小猫，一下一下挠着掌心。“去吧，别回头。”她声音轻，却像鞭子抽在心上。我点头，把背影留给她，也留给那片种了十八年的稻田。晨露溅起来，打湿裤脚，却打不湿心里那团火——我要去远方，山那边、海那端，有更大的天空。
火车“哐当”一声启动，窗外的稻浪变成线条，像被橡皮擦掉的铅笔字。我攥着站票，挤在过道，耳边是陌生人的鼾声与泡面味。那一刻，“远方”不再是作文本上的华丽词，而是脚下摇晃的铁皮，是呛鼻的烟味，是膝盖被行李箱撞出的乌青。可我心里却升起莫名的欢喜：原来疼痛也能开出花，只要方向是对的。
大学城的夜灯火通明，我像闯进糖果店的孩子，拼命抓取：报名辩论队、申请支教、接翻译私活。时间被切成碎片，我踩着它们奔跑，以为这样就能更快抵达云端。直到大二那年，我在图书馆楼梯间晕倒。校医把听诊器按在我胸口，淡淡地说：“心率一百三，你跑得太快，心脏在追你。”那一刻，我第一次听见体内的钟声——不是鼓点，而是警告。
寒假回家，母亲让我去给外婆上坟。山径被雪覆盖，我踩着她的脚印，一步一步，像踩着自己的心跳。墓碑前，她拔起一株老草，根上挂着冻土。“草再倔，也懂得在冬天睡觉，”母亲说，“人为什么不会?”我捧着那团冻土，忽然明白：步履不停，不是把弦绷断，而是在奔跑与停顿之间找到呼吸。
后来，我给自己设“二十公里法则”：每走二十公里，必须找一个加油站，给车加水，也给自己加水。我开始练习晨跑，不为速度，只为听鞋底与地面的摩擦;开始每周写一封信，不为发表，只为让灵魂在纸上歇脚。远方仍在，却不再是一张催命的罚单，而是一封慢递的邀请——它允许我迟到，但不允许我缺席。
今年春天，我收到支教的录取邮件。出发那天，我把旧运动鞋刷干净，放进背包。鞋底磨平的纹路，像一张被揉皱又展开的地图，记录着我从稻田到雪山、从眩晕到清醒的全部里程。火车再次启动，窗外的景色倒退，我却不再慌张。我知道，无论山多高、路多远，只要心里那团火不熄，脚步就不会停;而只要懂得在风口添衣、在悬崖系绳，火也不会把自己烧成灰烬。
夜色降临，车厢灯亮起，像一串温暖的月亮。我合上眼，听见车轮与铁轨的合奏——咚、咚、咚——那是大地在为我打拍子，也是心脏在为我计时。我轻轻应和：心向远方，步履不停;心有驿站，步履不盲。列车穿过隧道，黑暗吞噬窗景，却吞噬不了光。我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，微笑：下一站，无论叫什么名字，我都以同样的节奏抵达——慢一点，稳一点，但永不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