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年初三的凌晨六点，整个村子还在红灯笼的柔光里打盹。我缩在被窝里刷手机，却听见院门外“哐啷”一声脆响，像是谁撞翻了什么。我披衣跑出去，只见奶奶摔倒在水泥地上，手里的竹簸箕滚出老远，糯米粉撒了一地——她赶着去蒸第一笼年糕，雪后路滑，脚下一空。
我慌忙去扶，她却先一把抓住簸箕，像抓住什么宝贝，脸上满是懊恼：“粉脏了，糕要蒸不白，祖先吃了会不高兴。”那一刻，我不知哪来的力气，横抱起她往屋里冲。奶奶轻得像一捆干柴，骨头硌得我胸口生疼。爸爸听到动静，赤脚冲出来，脸色煞白。我们连夜把奶奶送到镇医院，诊断是脚踝骨裂，需要静养。
回家已是晌午。院子里，红灯笼在风中轻轻摇晃，仿佛在责怪我们没照顾好老人。奶奶却躺在沙发上，指挥大家“抢救”年糕：“粉筛一筛，再加一瓢新粉，来得及。”可她的眼神出卖了她——那是对自己“失职”的愧疚。我突发奇想，大声说：“今年的糕，我来蒸!”话音一落，全屋安静，连灶膛里的柴火都“噼啪”顿了一下。
和面、加糖、醒面、上笼……我按奶奶口述的步骤，却状况百出：酵母放多了，面团酸得刺鼻;蒸笼水添少了，第一笼底全糊。奶奶在沙发上急得直撑身子，却疼得咧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把失败的面团扒进盆里，重新加水加粉。这一次，我学她那样，用手背测温，用鼻尖闻香，甚至把耳朵贴到面团上听“呼吸”。凌晨两点，当第三笼年糕“嘭”地鼓起，白嫩圆润，像一群刚睡醒的胖娃娃，我终于咧开嘴笑了。
大年初一清晨，我把第一块热糕端到奶奶床前。她颤颤巍巍掰下一小块，放进嘴里慢慢嚼，眼角的皱纹里忽然闪出泪光：“甜。”屋外，鞭炮声此起彼伏，我把剩下的糕分给家人，心里像揣着一只小鼓，“咚咚”直响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：春节的味道，从来不是完美的软糯，而是亲人把彼此的手忙脚乱，一起揉进面团，再蒸成冒着热气的团圆。
红灯笼还在晃，却晃得温柔。我望着奶奶满足的笑，知道今年的春节，因为这块“劫后余生”的年糕，将永远钉在我的记忆里，发着光，冒着甜香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