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童年，是装在老家属院那扇绿漆铁门里的。
那是郑州九十年代常见的筒子楼，三层，没有电梯，楼梯间永远飘着各家的饭菜香。我家在二楼，门口的水泥地被岁月磨得发亮，夏天赤脚踩上去，能感受到阳光留下的温度。童年就在这方寸之间，缓慢而饱满地生长。
每天清晨，是楼下收音机里《梨园春》的豫剧唱腔唤醒整栋楼。那咿咿呀呀的唱白混着锅铲碰撞的声响，成了童年最准时的闹钟。父亲骑着二八自行车去上班，车铃铛是清脆的“叮铃铃”，在空旷的晨光里荡开，直到拐过巷口才消失。
夏天的午后最安静，只有蝉在梧桐树上声嘶力竭地鸣叫。那时我们几个孩子会搬小板凳坐在楼道口，比赛谁能数清一分钟里蝉叫了多少声。数着数着，眼皮就沉了，醒来时脸上印着竹席的格子纹，手里还攥着吃剩的西瓜皮。
童年的味道，是具体的，是可以用手指触摸的。
外婆的厨房是魔法屋。春天，她把槐花拌进面糊里，炸出金黄的槐花饼，咬一口，满嘴都是清甜的花香。夏天，她煮绿豆汤，总会多放一把冰糖，说：“暑热伤气，甜一点才有力气。”秋天，她晒柿子饼，挂在阳台的竹竿上，像一串串小灯笼。冬天，她包白菜猪肉饺子，擀面杖在案板上滚动的声音，比任何钟表都准时。
最珍贵的味道来自父亲的工具箱。他总在周末修理各种东西——吱呀作响的自行车链条、不制冷的冰箱、接触不良的台灯。空气里弥漫着机油和金属摩擦后的焦香，混着楼下飘上来的炸酱面味道。那是安全感的味道：无论东西坏成什么样，总有人能修好它。
童年有太多独特的触感。
春天，摸爬山虎新抽的嫩芽，绒绒的，像小动物的耳朵。夏天，把脸贴在冰凉的水泥墙上，听楼道里回响的脚步声。秋天，收集梧桐叶，选最完整的夹在字典里，让时间把它们压成透明的标本。冬天，把手伸进父亲大衣口袋取暖，总能摸到几颗糖或一把花生——他永远记得孩子的馋。
最难忘的是外婆的手。那双手布满老茧，包粽子时却异常灵巧;那双手冬天会裂口子，却总能变出热乎乎的烤红薯。她握着我的手教我写字，她的掌纹和我的掌纹叠在一起，仿佛两条河流找到了交汇点。
童年的世界很小，小到就是那栋楼、那个院子、那条巷子。但每一个角落都被想象力填满。
楼梯间是秘密基地，我们在那里藏玻璃弹珠和写给同桌的纸条。自行车棚是时光隧道，推着车在里面走，假装自己正穿越时空。楼顶的天台是瞭望塔，能看见远处二七塔的轮廓，还能数火车经过的节数。
巷口的小卖部是宝藏地。五毛钱一根的冰棍，要舔得很慢很慢才能吃到最后;一毛钱一串的糖葫芦，山楂的酸和糖衣的甜在舌尖打架。老板娘总多给半勺瓜子，说：“小朋友，多吃点，长得快。”
童年的时间很慢，慢到能看见阳光在水泥地上移动的轨迹。午后三点，阳光会准时爬到楼道第二个台阶，那是我们知道该去上学的信号。傍晚六点，各家的电视开始播放《新闻联播》，伴奏响起时，整个院子都安静下来。
时间又很快。快到还没学会系鞋带，就突然要独自面对考试;快到还没来得及和小伙伴告别，就各自搬进了新小区。快到外婆的白发从鬓角蔓延到头顶，快到父亲的自行车后座再也载不动我。
十二岁那年，家属院要拆迁了。我们搬进了有电梯的新小区，楼更高，窗更大，但再也没有人会在楼道里喊我的名字回家吃饭。
如今偶尔路过那片旧址，已经变成了崭新的购物中心。我站在玻璃幕墙前，努力辨认当年的位置。记忆像老照片，有些部分已经泛黄模糊，但某些细节却异常清晰——楼梯转角处那个总也擦不干净的脚印，二楼栏杆上我们刻下的身高标记，还有夏天夜晚，梧桐树下乘凉的大人们，蒲扇摇动的节奏和蒲公英飘散的轨迹。
童年就是这样一枚晒干的橘子皮。它失去了新鲜的汁水，却浓缩了所有的芬芳。当你把它泡进时间的水里，那些沉睡的味道、声音、触感就会重新苏醒，告诉你：你曾经那样完整地、饱满地、毫无保留地活过。
所以，这就是我的童年。它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，只有琐碎温暖的日常。它像郑州老城区的梧桐，年复一年，把根扎进记忆的土壤里，即使移栽到别处，依然带着故土的气息。
而我知道，每一个谈论童年的人，都在寻找同一样东西——那个尚未被世界修改过的、最初的自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