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的心愿，藏在一台旧收音机里。
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“红灯牌”，塑料外壳已经泛黄，调频旋钮转起来会发出“沙沙”的杂音。它不是什么稀罕物件，却陪了父亲整整三十年。每天清晨六点，父亲会准时打开它，让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的播音声填满屋子，然后才开始一天的劳作。
我曾以为父亲的心愿就是这台收音机，直到那个停电的夜晚。
那天父亲喝了一点酒，话比平时多。他摩挲着收音机外壳上那道长长的划痕——那是我小时候调皮摔的。他说：“这收音机啊，是你爷爷留给我的。”
父亲年轻时，曾有个当广播员的梦想。
他在县城中学时是朗诵比赛的冠军，声音清亮，咬字清晰。老师说他有天赋，推荐他去地区电台试音。爷爷却把脸一沉：“播音能当饭吃吗?不如学门手艺。”那年高考恢复不久，父亲最终进了机械厂，成了一名钳工。
但父亲没放下这个梦。他买了这台收音机，每天下班后就跟着电台的播音员练习。他用粉笔在水泥地上画线，练站姿;对着水盆练气息，看水面波纹是否均匀;把报纸上的新闻逐字念给收音机听，再回放对比。邻居们都说他“魔怔了”，母亲也劝他“安分点”。
只有爷爷沉默地看着。直到父亲二十岁生日那天，爷爷递给他一个信封，里面是去省城参加播音员培训的报名表和盘缠。“去吧，”爷爷说，“路自己选，别留遗憾。”
父亲去了，却在三天后回来了。他收到电报：母亲病重。后来母亲转危为安，但父亲再没提起培训的事。那张报名表，夹在收音机说明书里，成了他年轻时最接近梦想的凭证。
父亲的心愿，其实不是成为播音员，而是让声音被记住。
他把对声音的执着，全部倾注在了我的童年里。每个傍晚，他会坐在小板凳上，听我背课文。他的耳朵像最精密的仪器，捕捉我每一个含糊的发音。“不对，”他会说，“‘播种’的‘播’是阴平，不是阳平。”他用手指在空中写笔画，让我看清口型。
小学毕业典礼，我作为学生代表发言。父亲提前一个月就开始陪我练习。他把阳台当舞台，把晾衣杆当话筒，一遍遍纠正我的语调和节奏。那天我在台上念稿时，看到父亲坐在最后一排，挺直了腰板，嘴角带着不易察觉的笑意。他的眼睛里闪着光，仿佛站在台上的是他自己。
后来我考上了传媒大学。
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父亲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喜悦，只是反复看着“播音与主持艺术”这几个字，看了很久很久。他走进房间，拿出那台旧收音机，用软布仔细擦拭每一个角落，然后郑重地交给我：“带着它，想家了就听听。”
大学四年，收音机一直放在我宿舍的书架上。有时深夜失眠，我会打开它，调到家乡的电台频率。沙沙的杂音里，偶尔能听到本地新闻和戏曲节目，那口音让我瞬间回到郑州的街头巷尾。
父亲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，但每次通话，他都会问：“声音练了吗?稿子熟了吗?”语气严肃得像在检查作业。我知道，他把未完成的梦想，全部寄托在了我身上。
去年冬天，父亲退休了。
我带着他去电视台参观。站在演播室巨大的绿幕前，父亲显得有些局促。他摸了摸主持台，又看看头顶的聚光灯，轻声说：“真亮堂啊。”
导播间里，年轻的技术员熟练地操作着调音台。父亲盯着那些跳动的波形图，眼神专注得像在看最复杂的图纸。我忽然明白，他不是在看设备，而是在看那些他从未触碰过的、关于声音的另一种可能。
临走时，我请同事帮忙，让父亲在提词器前念了一段新闻稿。他站得笔直，声音依然清亮，只是多了些岁月的沙哑。念完后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老了，跟不上节奏了。”
我接过他的话筒，接着念了下一段。
父亲站在控制室的玻璃窗外，静静看着。透过玻璃，我看见他的倒影和我的身影重叠在一起——一个穿着工装服的老人，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人;一个从未上过台的播音员，一个正在台上的播音员。
那一刻，我忽然懂了父亲真正的心愿。
他不是要我成为多么有名的播音员，而是要我替他完成那条未走完的路。他要把年轻时被按下的梦想，重新按响在下一代的生命里。他用三十年的沉默陪伴，换来我此刻站在聚光灯下的底气。
如今，那台旧收音机还放在我的工作室里。有时加班到深夜，我会打开它，调到家乡电台的频率。沙沙的杂音里，父亲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——“声音要稳，气息要沉，字要咬准。”
这些声音，成了我职业生涯最坚实的底座。而我知道，在千里之外的郑州，父亲一定也在某个清晨，打开他的新收音机，听着同一个频率，嘴角带着满足的微笑。
父亲的心愿，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梦想。
它只是希望自己的声音，能被时间记住;希望自己的坚持，能被后人继承;希望那些被生活压在心底的微光，能在另一个人的生命里，继续发亮。
这心愿很小，小到只是一台旧收音机的杂音;这心愿很大，大到需要两代人、三十年的光阴，才能完成一次温柔的交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