期中考试成绩出来的那个傍晚，教室里空荡荡的，夕阳把课桌涂成惨淡的橘红色。我的数学卷子上，鲜红的“68”像两记闷棍，把我钉在座位上。正当我低头抠着橡皮屑时，高老师轻轻推门进来，把一杯温水放在我桌前：“操场风大，去我办公室聊聊?”声音不高，却像一根细绳，把我从自责的泥潭里拎了出来。
办公室的灯管嗡嗡作响，窗外梧桐叶沙沙地拍玻璃，像无数细小的掌声。高老师没有提成绩，只递给我一张草稿纸：“随便画点什么，画完我们再说话。”我握着笔，鬼使神差地画了一条反复拐弯的折线，像极了我这学期忽上忽下的分数。画完，我低声嘟囔：“我就是不稳定。”高老师笑了，拿起笔在折线旁添了一条平缓上升的虚线：“知道它代表什么吗?”我摇头。他慢慢说：“这是你的真实水平，只是被情绪拉成了‘锯齿’。我们要做的，不是把锯齿锯平，而是给它们装上轨道。”
一句话，把我心里的褶皱瞬间熨平。我抬起头，第一次发现高老师的眼角也有细纹，像试卷上淡淡的坐标格。他接着说：“我教书二十年，最怕学生把分数当标签。标签贴久了，就真的撕不下来了。”说完，他拿出我上次随堂写的小论文《函数与人生》，指着其中一句“定义域决定值域”说：“你写得很好，可为什么到了自己身上，就忘了给失败也设一个定义域?”我怔住，泪水突然涌上来，在眼眶里打转，却倔强地不肯落下。
夜渐深，校园的路灯亮起一圈圈暖黄。高老师从抽屉里取出一本旧笔记本，翻开扉页，上面是他大学时画的函数图像，密密麻麻的红笔批注：“第11次实验失败，第12次继续。”他把本子放到我手里：“我带过无数学生，大家犯的错都像，可最后拉开距离的，是犯错后的‘第12次’。”我抚摸着那些褪色的墨迹，仿佛触到一颗滚烫的心，原来老师也曾是“锯齿”，只是他选择了把每一次跌落都写成下一次的伏笔。
谈话结束时，他送我到楼梯口，拍拍我的肩：“别把今晚当成‘鼓劲’，就当是‘补课’——补一堂如何与自己和解的课。”我点头，下楼时回头望，办公室的灯依旧亮着，像一座安静的灯塔。风掠过梧桐，叶子哗啦啦响，我却不再觉得那是嘲笑，而是掌声。
后来，我把那本旧笔记本放在书桌最显眼的位置。每当草稿纸上的曲线再次起伏，我就翻开它，在“第12次”旁边画一个小钩。高考结束那天，我把数学答题卡塞进老师手里，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“135”。高老师没夸我，只眨眨眼：“看来轨道铺得不错。”我笑得眼泪都出来——原来那夜的促膝长谈，早已在我心里铺好一条隐形的铁轨，让所有的锯齿，终于驶向了春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