祠堂最深的柜子里，躺着七套泛黄的戏服。从威武的帝王将相到落魄的潦倒书生，它们曾属于爷爷，如今属于父亲——村里最后一个能唱全本傩戏的人。
父亲第一次带我进祠堂时，指着那件绣着金线的龙袍说：“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穿上它，就得把整场戏唱完。”那时我不懂，唱戏能有多重?直到看见父亲在冬夜呵着白气练功，汗水浸透单薄的练功服，我才隐约触到那份“唱完”背后沉甸甸的分量。
祭祖前夜，父亲却病倒了。高烧让他嗓子嘶哑，每声咳嗽都像裂帛。“请隔壁村戏班吧。”母亲红着眼劝他。父亲只是摇头，颤抖的手指向祠堂方向——那里，七套戏服静静挂着，如七副等待认领的盔甲。
凌晨三点，父亲挣扎起身。他打开樟木箱，熏人的草药味弥漫开来。先穿雪白的内衬，再套大红的官衣，每一层都像在进行某种庄严仪式。当最后那顶缀满珠翠的帝王冠戴上时，佝偻的农人消失了，昏黄的灯光里，一个君王缓缓站起。
祭鼓擂响时，父亲已立在祠堂中央。开口第一句唱腔劈开晨雾，嘶哑却如金石坠地。那一刻我忽然看见的不是帝王，而是一个用肉身扛起祖宗誓约的儿子。他每一声沙哑的吟唱，都在重复着千年来的承诺;每一个颤抖的身段，都在丈量着“承担”二字真正的重量。
唱到《目连救母》时，父亲需连转四十九圈。转到三十圈时，他踉跄了一下，汗珠从帝王冠上甩落，砸在青石板上。我冲上前想扶，却被他眼神制止——那眼神穿过油彩直刺过来，分明在说：这是我要走完的路。
当最后一句唱词消散在香烟里，父亲轰然跪倒。我替他卸下行头，发现内衬已能拧出水来。褪去戏服的他，又变回那个瘦小的、被汗水浸透的农民。
“爸，为什么非要唱完?”
他喘息良久，才哑着嗓子说：“祖宗把戏传到我手里，不是让我演给谁看，是要我证明，有些东西……没断。”
我忽然全懂了。那些夜半的吊嗓，那些病中的坚持，那些汗透重衫仍不肯倒下的身影——他承担的不是七套戏服的重，而是一条河流能否继续奔流的使命。每一个在时代激流中快要消失的传统，都需要这样一个咬牙挺立的人，用血肉之躯做成最后的堤坝。
多年后的清明，我站在祠堂里，面对空了的衣箱——父亲已把它交到我手中。我缓缓展开那件龙袍，针脚里藏着一部家族秘史。当我把颤抖的双臂伸进冰凉的绸缎时，终于听见了父亲没说出口的话：
真正的承担，不是举起多重的重量，而是当所有人都松手时，你还能不能成为最后一个握紧的人。
